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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某个时候有人过来轻轻敲门，菲利克没有理会，门没有上锁，但对方也没有进来。

    这栋乡间别墅通透敞亮，但总是缠绕着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菲利克不止一次撞见少校夫妇焦灼地低声说话，少校不停地用茶巾擦额头，尽管室内很凉爽。八月中旬的某个深夜，四辆伏尔加轿车驶入院子，横七竖八地停下，有一辆还压到了花圃。穿着克格勃深色制服的军官鱼贯而入，挤进窄小的书房，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像一群忧心忡忡的鼹鼠。菲利克蹑手蹑脚去厨房找吃的，途中意外听见父亲的名字，不由得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听书房里的动静，他们反复提到“柏林”、“赫鲁晓夫”和“墙”。一个红胡子军官察觉到菲利克，瞪着男孩看了一会，胡髭动了动，像是想张嘴咬人，随后用力关上书房门，落锁，响亮的咔嗒一声。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注视着撑起屋顶的三角形木梁，想象着父亲躺在空荡荡的无名街道上，濒临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楼下传来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边，看着那四辆黑色汽车逐一离开。

    然后，毫无预兆地，父亲回来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这意味着父亲是凌晨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轻手轻脚地走进阁楼里，把菲利克摇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钟，大人们站在厨房里聊了一小会儿，少校还穿着睡袍，因为父亲说的什么话而紧皱着眉头，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很久了，蒸汽把盖子顶得当当作响，没人理会。

    不到七点，菲利克打着哈欠走出了“达恰”，爬到副驾驶座上。父亲关上车门，摘下皮手套，发动了引擎。上尉脸色苍白，因此下巴右侧那块没刮干净的胡茬变得格外显眼，菲利克不由得盯着看，父亲向来梳洗整齐才会出门，连一缕头发都不会跑偏。这一小块被剃刀漏掉的胡子比什么东西都更让菲利克觉得不安。他看着父亲攥着方向盘的手，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小块瘀青，是因为他用这只手勒住某个人的脖子吗？父亲用这双手杀人吗？

    车快要驶上桥的时候菲利克回头看了一眼房子，它裹在细纱似的晨雾里，二楼的窗户全都拉着窗帘，没有人在往外看。

    ——

    在苏黎世远郊的小火车站里，铁轨空荡荡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雪粉变成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号。月台上只有一盏灯还亮着，为孤零零的旅客划出一个鹅黄光圈，顺带照亮了钉在柱子上的钟。六点五十分，从里昂来的车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布达佩斯的慢车遥遥无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亲。他越是仔细地回忆父亲的点滴，就越发肯定自己现在的境况是父亲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经无法清楚分开克格勃和父亲了，克格勃就是父亲，反之亦然。是怎样的父亲才会教年幼的孩子监视、窃听和撒谎？怎样的父亲会掰掉孩子们的棱角，把他们削尖，劝他们互相残杀？

    风拉扯着彼得的大衣，他发着抖，弓起肩膀，双臂环抱着自己，挣扎着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这个时候，河湾旁边那栋白色“达恰”的样子清楚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白色花岗岩在夏日暖阳里闪闪发亮，像讥讽似的。

    安德罗索夫一家给他的不是照顾，而是不加掩饰的监视。为了防止外派到铁幕另一边的克格勃军官叛逃，奥尔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当然要交到另一个克格勃军官手上。要是父亲真的没有回来，他们的公寓就会被没收，继而清查，那些曾经给菲利克买过糖果的反间处雇员会闯进门来，砸毁母亲的钢琴，撬起地板，割开床垫和沙发，寻找奥尔洛夫一家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证据——而且他们百分百会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也已经学会保持沉默了。

    办公室的门开了，灯光淌到水泥站台上，列车员站在那里，仍然穿着那件不合身的马甲，一手扶着门，另一手拿着壶嘴冒烟的搪瓷茶壶。彼得和他对视了一会，两人都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接近对方，但列车员的责任感迫使他拯救这位快要冻僵的旅客。

    “还是进来坐一会吧，先生。”列车员疲惫地叹了口气，就像劝小孩不要继续在泥地里打滚。

    彼得什么都没有说，站起来，拉紧大衣前襟，踉跄了一下，走向流泻出热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软垫的木椅子，彼得听话地坐下了，双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列车员关上门，拿着茶壶回到桌子旁边，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椅子嘎吱一响。

    “冷得厉害，是吧。”列车员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热腾腾的茶倒进去，“糖？”

    “不用，谢谢。”

    列车员往自己的茶里加了两勺糖，把杯子拢在手心里，放到下巴下面，像是要用蒸汽给灰白的胡茬浇水。风拍打着窗户，声音比在外面小得多。墙角有个带着长通风管的老式烧煤暖炉，散发出强烈的暖意，像厚毛毯一样把人裹在里面。彼得碰了碰杯子，检查自己的手有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您是在等从布达佩斯来的车吗？”列车员问。

    “不知道。”

    “不知道？”列车员反问，放下杯子，“那您在这里干什么？”

    彼得耸耸肩，没有说话。

    “在等人吗？”

    “也不算。”彼得回答，眼睛看着窗户，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说赌博可能更适合，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

    “‘瓦西里’是朋友还是债主？”

    彼得看着列车员，笑了笑，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但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把手收回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

    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站起来，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耳朵贴到喇叭旁边，皱着眉头，仔细地调整波段，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列车员调高音量，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

    “天哪，您听见了吗？”

    “我不会德语。”彼得回答。

    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新闻结束了，被音乐取而代之。列车员关上收音机。

    “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