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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设简单，不过还留着上一个住户的不少物品，以至于彼得每次走进来都有种误闯私宅的难为情。长沙发靠窗的那一端凹陷下去，抱枕套明显是手工缝制的，也许上一位住客是个热爱刺绣的老太太。小厨房里挂着明黄色的烤箱手套和绣着野兔的棕色茶巾。布兰登总是给他准备茶和巧克力饼干，好像彼得不是双面间谍，而是出去踢了一下午足球的麻烦小孩。今天也不例外。

    “你们没有白兰地吗？”

    “我以为你不喝酒。”

    “不介意在茶里加一点。”

    “下次我会带一瓶过来的。”

    “谢谢。”

    “你的瓦西里。”布兰登拍了拍坐垫，邀请他坐下，但彼得留在窗边没动，只是转过身，背靠着墙壁，“你有两天晚上都去见他，为什么？”

    “有什么必要派人跟踪我？”

    “我们跟踪所有苏联外交人员，如果只放过你一个就太可疑了。”

    “我和他以前认识，只是去叙旧。”

    布兰登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巧克力饼干，咔嚓有声地吃起来，“你们是情人吗？”

    彼得又不说话了。

    “放松点，新来的男孩，我不是法官，我不判罪。我是你的情报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尽量从我身上榨取情报。”

    “意味着我会保护你，小鸟，我会一直站在你这一边。”布兰登又拿了一块饼干，抠出上面的巧克力小块，放进嘴里，像在吃糖果，“如果你们是情人，这很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点。军情六处拿到的资料说，这位瓦西里是‘防务顾问’，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会出卖另一个克格勃，这是我一开始就提的条件，别忘了。”彼得冷冰冰地回答，“而且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接受审问的。”

    “不，当然不是，对不起，职业病。”布兰登把光秃秃的饼干放到茶碟上，侧过身，对着彼得，脸上全是难以判定真假的歉疚，没有人能对这样一张脸生气。这英国人的表演未免过于出色，菲利克时常为此感到紧张，担心自己在看不见的木偶线里缠得太紧。布兰登倒掉冷了的茶，从裹着毛线保温套的茶壶里倒出热的，“我今天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因为你提供给军情六处的信息，我们成功挽救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你原本要‘处理’的目标，现在已经在比利时安顿下来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正在来欧洲的路上。我的上司让我向你表示感激，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亲爱的菲利克。”

    “瓦西里猜到我是怎么给你们发信号的了，安全屋的窗户。”

    情报官看了彼得一眼，把茶壶放回原处，揭开糖罐：“他有证据吗？”

    “没有。”

    “你是怎么确定的？”

    “看了他的笔记，趁他在——总之他没有发现。他没有怀疑我。”

    “他以后有可能成为威胁吗？”

    “我觉得不会。”

    “这是你作为情人的判断，还是你作为外勤的判断？”

    “我们不再是情人了。”

    布兰登轻轻哼了一声，从小糖罐里夹出一颗方糖，他放糖的方式很奇怪，先用勺子在茶碟上把糖块压碎，再铲起来，倒进热茶里。彼得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来，在布兰登旁边坐下，手肘支在大腿上，交握的手指顶着下巴。

    “你想再多说一点瓦西里的事吗？”

    “是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彼得听见自己这么回答，“把录音机关掉吧。”

    ——

    彼得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钻进剧院，再从侧门溜进小巷的时候，附近的教堂刚好敲钟了。下午三点，街上空无一人。他快步向苏联大使馆走去，前所未有地轻松，同时前所未有地愧疚。他原本只打算含糊地说说瓦西里和他在餐厅门口那场不愉快的对话，最后却把所有埋藏已久的灰色小秘密都挖出来，从游泳队开始，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就像拔出成串的块茎植物。布兰登既没有哂笑，也不显得惊讶，只是认真地听着，适时问一两个问题，轻轻把话题拨向他想要的方向，最后富有同情心地拍拍彼得的手臂，提醒他该走了。彼得甚至感到一瞬间的感激，仿佛有另一个人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和瓦西里才真正存在过，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军情六处后来甚至通过布兰登向彼得提出一个痴人说梦的建议：把瓦西里招揽过来。那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上都没有深入莫斯科的卧底，在苏联境内的线人们要不就瘫痪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行动；要不就被反间处嗅探出来，拖去枪毙了，运气好点的被丢到劳改营，自此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得到一个内应，是任何一个情报官的美梦。

    这不可能，彼得反反复复向布兰登说明，这比说服克里姆林宫自己长出腿来跑到西欧更不可能。瓦西里是个忠实信徒，诚然，瓦西里偶尔也会抱怨克格勃僵化的行事方式，也很乐意钻规矩的空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推翻规矩本身。彼得恐怕还没说完“军情六处”这几个字，就会被瓦西里押进卢比扬卡监狱。

    “确实没什么希望，不是吗？”布兰登问。

    “一点都没有。”

    “有趣。”

    “哪方面？”

    “你们两个。”布兰登把两只茶杯碰在一起，“邻居，上同样的学校，通过了一样的思想政治考试，但你成为了你，瓦西里成为了瓦西里。”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

    “不。”布兰登摇摇头，“我觉得正好相反，跟着规矩玩是最安全的，永远是跳出笼子那个人有更大的勇气。”

    布兰登并不是彼得的最后一个情报官，但始终是彼得最喜欢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又或者因为布兰登给了他一种克格勃不能提供的尊重和关注，也可能只是彼得将对巴黎的感情部分投射在布兰登身上了。自从他提过一次之后，安全屋里总有白兰地和伏特加，巧克力饼干换成果酱馅脆饼，后来又换成糖渍梨子蛋糕，这无所谓，只有布兰登一直在吃东西。彼得不会说英语，布兰登不会俄语，两人都得走在法语这条弯曲的桥上。录音机放在彼得面前，布兰登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临时关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会算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几个月就放弃这些自己订立的条条框框了。

    1977年是彼得在巴黎的最后一年，除了情报站站长之外，“旷野”里的鸟儿一般是三年一轮换。他和布兰登在剧院旁边的小公寓里道别。录完最后一次口头简报之后，英国人站起来，绕过茶几过来和他握手。彼得拥抱了他，两人都不太习惯这个举动，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