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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辈，男的更是平海戏曲协会会长、省协会副会长。不过磕烟袋的倒是他身旁的老太太，颤巍巍的，却一刻不停。我坐着也不是，离开更不妥，只好笑笑跑一边玩了会儿电脑。等送走这俩人，母亲让陪她买菜去。原本我想拒绝，但转念一想往后形同陌路便应了下来。一路上，包括进了菜市场，到了超市，我没说话。母亲问咋了，我还是没说话，只是沉默的提着菜。

    “哟，”她白我一眼，“还真是大寿星，真牛气！”中午母亲忙活了个把钟头。菜香弥漫间，我这再绷着脸也不合适，当母亲变戏法似地拎出个大蛋糕时，我只好笑了笑。一家人的注视下，我甚至感到脸庞火辣辣的，似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多么想只停留在这一刻，什么都不管。

    “咦，这笑得有多难看！”奶奶直皱眉。

    “都这样了还难看？”父亲搓搓手，嘿嘿直笑，“开吃开吃，饿坏了我！”母亲倒没说什么。她浅绿色毛衣下的肢体玲珑窈窕，说不出有多美。直到切了蛋糕，她才揪揪我的耳朵：“嘿嘿嘿，咋回事儿今儿个，你瞅瞅你那驴脸，这都又长大一岁了，当寿星还心烦呢！”

    晚上请呆逼们喝酒，不得不喝，因为邪门的出生日期，这几乎成了过年的传统。打饭店出来，直奔KTV，我倒是想搓麻将，但大家说：“时候尚早！”瞎逼胡闹中，母亲来电话催我回去，我说了声好，就挂了电话。大概有个三四十分钟，她又打了过来，我躲到依旧嘈杂的走廊上说：“你烦不烦！”母亲没说话，好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已挂了电话。

    在呆逼们的怨声载道中，我打的回了家。父亲睡了去，母亲从卧室走了出来，见了我也没几句话，态度不冷不热。我想说点什么，却不得不冲向了卫生间。母亲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说：“让你喝，喝吧。”

    14号上午我买了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到漠河已是16号傍晚。

    出了站，冰天雪地，乌漆麻黑的，只能就近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直接搭车去了北红村，倒不是对这里多了解，而是不管去哪儿对我来说没啥区别。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辗转几次后，我住到了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房后就是冻结的黑龙江。他家有俩客房，四个大炕，按老头的说法，是村里住宿条件最好的。可惜我睡不惯火炕，前半夜热得要命，后半夜冻得要死。这一呆就是四天，第一天还能勉强看到星斗，第二天下午就飘起了雪，而温度实在是低，我这从不怕冷的体质到户外就跟没穿衣服一样。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守在火炉旁发呆，连老板娘都看不下去，劝我既然来了就四下转转。老头更是离谱，说村里没啥玩的，不如去哪哪哪，刚建了个什么地质公园，话没说完就被女的一眼瞪了回去。这家是翁媳俩，带两个学龄孩童，儿子在哈尔滨打工，老太婆倒是没见到。

    在女主人找来一件军大衣后，我只能到江上溜了两圈儿，还跟老头钓过一次鱼，光凿冰就花了一个钟头，结果屁都没钓上来。临走那个上午，我沿着国境线走了很远，在以为要迷路的情况下，又从林子里摸了回来，不知道这算不算幸运。至于极光，同屋的一个南方瘦子说现在看不到，要到夏天才有。

    “夏天？”正翻馍片的老板娘皱皱眉，笑了，“我嫁到这儿都快十年了，一次也没见着！”说不好为什么，听她这么说，我竟有些失落。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漠河，就像不知道为什么待了四天就走，其实兜里的钱还足够维系一阵，这个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地方即便不见得多讨人喜欢，也不至于令人厌恶。在哈尔滨火车站兜了俩钟头后，到底是买了一张途经平海的硬座票，风尘仆仆地坐上十八路公交车时已是2006年元月五号晚上七点多。平海也飘着雪，唾沫星子般若有若无，黑夜在路灯下，在肮脏的雪地里，时走时停，时急时缓。不等驶上花园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直到过了南平河大桥才赫然发现往常灯红酒绿的宏达大酒店竟一片黑灯瞎火。是的，那个曾经能远远点亮大半个夜空的光污染源如今只剩下几扇微微泛黄的小窗，在宏达路口亮如白昼的路灯衬托下更是阴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形而上的酒店雕塑在氤氲的车窗外不断后退，厚厚的积雪使它膨胀起来，却又被强光挤压成一道颀长而扁平的阴影。像是吞了一口冷风，好半晌我喉咙里都咕咕作响，大半碗羊汤下肚才算是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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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南街人很多，就着几角旮旯里的小桌，我吃了一碗面、两张饼、一大份羊汤，还顺带着咪了二两酒，整个人大汗涔涔。结账时摸到了包里的诺基亚，就开了机，果不其然，有好几条母亲的短信，从十七号一直到三月二十三号，先是问我咋关机了，最后问到底咋回事，让我看到短信后迅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