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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方向探头看看，之后又将视线投向双清山的方向，远山清晰可见。这次，终于要彻底离开了。

    韩东在月台下面收拾他的拖拉机，雨水浇了一夜，要把容易生锈的地方擦干净。日头大，他从驾驶座位上拿来一定草帽扣到头上，一直专注地擦着。

    一个是白衬衫里别着钢笔的旅客，一个是草帽下皮肤黝黑的农民，看上去是没有一点交集的陌生人。

    汽笛声还是临近了，即便江流如何盼望火车能晚点。

    跟来时一样，还是江流一个旅客。站长走到火车头和司机寒暄，递上了烟。

    停车十分钟，作为起始站来说实在是很短了，相比于北京上海那些大站。但对他们二人来说，多久都是短的。

    江流起身拎包，缓步走向列车。韩东听到汽笛声，摘下帽子，回身一步跨上月台，狂奔过去。司机和站长听到脚步声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见没什么事又继续聊。

    手一直紧握着拳头，韩东好想再抱抱江流，他怕自己失控。

    深吸了一口气，江流终于想好了最后一句话。“再见”是很难了，他也不想再见了；“我爱你”是废话，也是更重的枷锁。他想祝福韩东，他爱他，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

    “你该有个家，”江流的神色平静如常，“而不是像我一样。”

    这句话让韩东一度想抱着江流痛哭。他说的家他懂，像他一样？像他一样没有家没有亲人吗？

    离开了双清山，离开了韩东，江流的确没有家也没有亲人了。

    来不及再告别，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

    在不知不觉间，韩东早已满脸泪水，嘴里呢喃着那个名字。

    江流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车窗上映出的脸如一潭死水。

    过了一会，他低下头，双手掩面。

    知青生活?完

    作者有话要说：

    

    知青生活·完

    第41章 四十

    1986年6月，深圳。

    火车站前的广场，旅客来去匆匆。的士、中巴、大巴分门别类地聚在一起，骑着三轮车拉客的就比较倒霉了，被广场上巡逻的警察驱散着。出了广场外围的路障，小吃摊多了起来，来去的旅客有饿肚子的会稍稍停留，放下大包小包的行李买些吃食，但更多的还是忙着赶路，疾步离去。

    车站的人潮最拥挤，却从来不会有人愿意过多停留。

    孙建新把车停到了火车站广场外的路边，锁好车后就一头扎进广场的人潮。在时刻表前停留了一会，半颗烟还没吸完又转身出来了，走到了外面的小吃摊前坐下。

    “老板，两碗云吞面。”他坐下之后蹙着眉头按揉太阳xue，眼周的皱纹变得更加深刻。

    前一天折腾的太晚了，中午十一点才起，幸好那班火车是下午到，不然就误事了。

    清汤寡水的一碗面，底下藏着三个云吞——北方叫馄饨，最上面还漂着一头青江菜。先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然后又饿极了似得拿起筷子，连稀的带干的一起往嘴里胡噜。吃干净一碗又挪过来另一碗，这次饱了一点，吃得慢了些，相对斯文地挑起面条往嘴里送，馄饨还是一口一个。

    刺耳的声音传来，又一辆列车停下。孙建新吃完了两碗面结了账，一拨旅客走出了火车站。

    他站在广场上叼着一根烟卷发呆，想着这雨也该下了，再不下就憋死人了。从极北严寒的双清山，到四季分明的北京，再到这炎热潮湿的鹏城，他这将近二十年，折腾了三个地方。人类的身体还真是有无限的可能，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能喘气，在零上四十度的闷热下也没被憋死。

    活着嘛，想活着，就只能适应。

    一行有组织的旅客停留在广场上，慢慢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男士。他们刚下车就纷纷放下行李脱下西装，不知是热的还是累的，一个个呼哧带喘地解领口撸袖子。听口音像是从北方来的，穿着老款式的西装，还戴着徽章，应该是有公干。孙建新用余光打量着。

    最近，这样来深圳考察的学习公干团越来越多了。特区成立六年，各方面的发展都刚刚有点起色，就这么急赤白脸地来学习了，可见全国人民对经济发展是多么的渴望。

    发展个屁！孙建新一口吐掉快要燃尽了的烟头。刚吃几天饱饭啊就谋发展，一个一个的都穷疯了。

    感觉到视线，孙建新也迎着看过去。那公干团中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正眯着眼睛看他，仿佛困惑似得一歪头，这个习惯性动作点醒了孙建新。

    “东子？”他下意识地叫出来。

    对方仿佛听见了一半，迟疑着向他走来，那眉眼渐渐清晰，只是时光的流逝让当初的双眼皮大眼睛积累成了三眼皮，眼角也出现了刀刻般的鱼尾纹。。

    没有改变的，可能是那许久未被人唤过的爱称，让孙建新感到亲切又熟悉。

    “老三？真的是你啊！”

    两人都很意外，但都有要事在身，没能有充足的时间叙旧。

    韩建国跟着市里的考察团来深圳考察，当地来接的中巴已经到了。孙建新情急之下抽出韩建国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在他手上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没想到能在这碰上老三，韩建国还没醒过神，看着这电话号码就问：“这是你家电话？”看他没拿行李出现在火车站，韩建国猜测着问。

    “什么家啊？哪有家啊？”合上笔帽，孙建新又放回韩建国口袋里，“你走之前一定给我点时间啊，打这个电话找我，咱们好好聊聊。”

    中巴那边已经在催了，可韩建国还有好多话想说。

    “这是手机号，随时打，我随时接。”

    在BP机刚刚普及的北方城市里，“手机”实在是个新生事物。一路道别上了中巴车，孙建新还在跟他摆手。见他上了车，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方形物体，比手掌还要长，贴在耳边，有说有笑起来。

    韩建国还没从重逢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又赶紧找出工作笔记，趁着手掌还没汗湿，把电话号码抄到了本上，才放心地靠到座位上。

    他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和孙建新失去联系的。三年前，大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一家人去了趟北京，打他留下的电话没人接，按地址找过去也是换了人家，就此失去了联系。

    老三这小子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