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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过了，可就好比是大海捞针，你单知道水里有，就是找不着。拖了很久，手头又不是没别的事，送到市局的案子哪个不重要？实在没辙，只好撤了。只有顾钊私下里一直没放弃，那段时间，我看他明显是手头很紧，问也不说，别人还当他是谈恋爱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私下里补贴给线人了。”

    骆闻舟没插嘴，知道他要说到关键地方。

    “我记得那天是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门，跟老头喝了点酒，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快十点了。有点醉，我自己一个人抄近路去坐公交车，路上突然接到老杨电话，说是出事了。我当时都没明白具体出了什么事，就好像冥冥中有什么感觉似的，激灵一下，酒瞬间就醒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看见老杨正拎着一个人的领子，脖筋爆起老高，就跟要打人似的，旁边一帮兄弟死命拉着他——他手里拖着的那个人我们都认识，代号叫‘老煤渣’，是个职业线人，干这一行四五年了，在市局刑侦队里备过案的，配合过我们好多次行动，一起出生入死过，能算是半个自家兄弟。”

    骆闻舟想了想，斟酌着措辞说：“罗浮宫大火，我听说有人逃出去了，指认顾钊是这场大火罪魁祸首的目击证人——就是这个‘老煤渣’吗？”

    “是他。老煤渣被老杨一只手拎着，嚎得声俱泪下，说顾钊平时对他不错，他不能这么着，不能说。”陆有良轻声说，“我当时一听这话，再一看老杨的脸色，心都凉了。”

    “后来仔细审了几遍，老煤渣终于承认了，说顾钊私下索贿已经不止一次，都是借着查案的名义。让跟他比较熟的几个线人拿着卢国盛的指纹模子，先盯住了一个目标，摸清环境，再把指纹按在人家店里，顾钊假装接到线报上门搜查。直接开单子，不交钱，就说这地方窝藏通缉犯，有指纹有‘证人’，让你生意也做不下去。”

    “死无对证，一面之词，”骆闻舟说，“其他证据呢？”

    “第一是法医的验尸结论，顾钊死前确实和罗浮宫的负责人发生过肢体冲突，种种细节和目击证人证词对得上。”

    “第二，是我们在顾钊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打一样的指纹模子。”

    “第三是人证，老煤渣一个人说的，老杨和我们都不信，但我们在火场现场的残骸里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笔记本，是顾钊平时贴身带着的那本，烧掉了大半，上面隐约能辨认出几个地名和人名，人名都是线人的代号，地名则应该是顾钊近期走访过的商户――我们把这些人全都给叫来问了话，只有一个商户老板可能是怕惹麻烦，一问三不知，不肯作证，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招了。”

    骆闻舟心里一沉：“证人都是备过案的职业线人？”

    线人有很多种，有为了赏金起哄的，有零零散散“打零工”的，有戴罪立功的，还有就是职业线人，这些人在警队里有备案资料，跟警方合作过不止一次，有时候几乎就像警察的卧底，信任度高，关系非常密切。

    证据链不够无懈可击，可当事人已经死了，证人又都是这种……

    “顾钊生前为人仗义，和线人关系好是出了名的。”陆有良说，“他们的供词，我们不得不慎重。最早出现卢国盛指纹的酒吧监控没拍到卢国盛，酒吧的工作人员对卢国盛没印象，却有一个调酒师指认了老煤渣，老煤渣后来承认，卢国盛的指纹是他伪造的——也就是说，这个失踪一年的通缉犯在燕城出现的事，完全是人为捏造、子虚乌有。”

    仔细想想，一个在本地制造了轰动案件的通缉犯，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发现，还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充满疑虑。再加上顾钊对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热情和执着，与他独自行动、甚至藏藏掖掖的行为……骆闻舟感觉，单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他已经快被这个结论说服了。

    “但是说他索贿，索贿的钱呢？存放地点在哪？用途是什么？”

    “钱在他家里，现金，床底下搜出来的，总共有五十多万，数目跟证人说的大体对得上——他母亲得了癌症，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诊断书在那堆钱下面压着，顾钊家境很普通，父母是农业户口，父亲没得早，家里人丁也不兴旺，母亲在他们镇上一个百货公司工作，工作是临时工，公司也不正规，早些年人都没有交保险的意识。一场大病下来，这些钱恐怕都还不够。”

    动机明确、物证昭昭，铁打的证人言之凿凿。

    别说顾钊死了，就算他还活着，也说不清楚。

    “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现在宽松，网络也不发达，市局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丑闻，当事人又死了，所以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不许再提，现在你去数据库里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来得太迟了。

    骆闻舟沉默了好一会，忽然说：“陆局，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陆有良抬起眼，正对上骆闻舟从后视镜里折出来的目光。

    “咱们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总会有些案子是没结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就得按着轻重缓急暂时搁下，但专案组撤了，案子还在，只要不违规、不跟其他工作冲突，相关负责人继续追查，一点问题也没有。”骆闻舟说，“顾钊当时为什么非得独自行动？”

    即便他是不想给别的同事增加负担，选择单独调查，但一旦查出些进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找同事配合——因为按规定，警察私下行动，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是不合规的，拿回来也是仅供参考，没有价值。

    陆有良短暂地沉默了下去。

    骆闻舟缓缓把车停在路边，车头对准了市局正门，公安标志上硕大的国徽折射着正午的日光。

    “陆叔，”骆闻舟低声说，“这里就您和我，该说不该说的，不会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

    陆有良垂下眼睛，终于几不可闻地出了声：“对，如果顾钊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队伍不干净。”

    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陆有良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

    陆有良：“意外发现卢国盛的指纹后，我们在原本的悬赏上又加了五万，公示后，几次三番接到举报电话，说是在某地见过类似的人。不管多快赶过去，都是一无所获——后来这也成为通缉犯一事不实的佐证之一。”

    “备案线人的资料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自己人知道他们的身份，”骆闻舟说，“毛贼不可能跑到公安局里偷鸡摸狗，如果顾钊是被陷害的，往他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放东西的也只能是自己人——顾钊当时疑心市局有内鬼，所以选择了私下调查，但他也知道规矩，最后查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