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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渔猎、采集阶段，每500公顷的土地，只能养活2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同样每500公顷的土地能养活50人；连续种植的农业，可养活约1000人；而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则猛增至5000人”。

    农业气候条件是指一定区域内由气候形成的自然条件，它包括太阳辐射、日照时数、热量、水分和空气。农业生产就是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动植物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国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一些主要山脉多成东——西、东——北——西南走向，把中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内陆气候，属干旱和半干旱区；东部为季风气候，属湿润和半湿润区。东部地区大部处于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又多为平原、丘陵和低山，为农作物耕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北方地区受季风影响，冬夏温差很大，冬季寒冷干燥的气流从中国西北侵入，一直抵达长江流域一带，使北方黄河流域冬季寒冷干燥。不过北方旱地作物的种植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了。

    经历周代初期约两个世纪的寒冷变化后，春秋战国时期又一次变得温暖了。大量的物候资料有力地证明在仰韶文化至战国时代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得多。二十四节气是根据战国时代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的，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10月24日，现在开封、洛阳秋天初露约在11月3-5日；雨水节气，战国定在2月21日，现在这一带终霜期则在3月22日左右。现在这一带的生长季节明显比战国时代短。可见，在战国以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潮湿，极有利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基本经济区，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地势平缓、气候适宜，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经济依托。也正因为如此，历代政府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

    大量的考古发掘说明，在7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原始种植业已经开始趋向于不同类型的发展。黄河流域中游由于地势较低、气候温和、黄土疏松易耕，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较为理想的条件，成为北方农业的发祥地；长江流域下游则由于雨水充裕、气候湿热，成为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

    气候的冷暖交替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时期农牧分界线南北游移、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角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角度来看，中国北方传统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存在着一种胶着状态。气候的周期性冷暖交替变化导致了北方传统农业与畜牧业的伸缩变化，周期性摇摆的农业和畜牧业分界线是许多中国传统经济起伏波动的诱因。大概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伴随着耕地变为草原，游牧民族就会向南发展；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1℃，则草原更适宜于耕种，农业民族就会向北扩展。

    如“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又如“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螺蚌之rou，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又如“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到了夏商周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农业耕作区域日益扩大，游牧业以及其他非农耕经济活动被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等边陲地区和山区，广大农业区域的家畜饲养业则越来越下降成为农耕经济的附庸和补充。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农业的地位被空前加强。周人的祖先即是曾做过虞舜时期农官的弃，因善于农耕，后被尊为农神。周人是长期居于黄土高原、以经营农业为主的部落

    早在西周时期，政府为了推动农业生产活动，形成并制定有一整套“籍田”礼仪。《诗经·载芟》序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的记载，《载芟》一诗记述了各级官员和农人在春日的大田里劳作的景象，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周天子“籍田”的场景。《通典·礼六》记述曰：“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就是在孟春正月，周天子率领诸侯大臣亲自耕田，完成这种典礼，然后全国再开始大规模的春耕生产。这种“籍田”的仪式性意义很强，表示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史册上记载，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竟改成规，“不籍千亩”，遭到虢文公的激烈反对。虢文公苦口婆心地劝周宣王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因此“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这种鲜明的重农经济思想是西周社会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如在气候温暖、无霜期长的地区，可以实行一年多熟制；在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的地区，则只能实行一年一熟制。中国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复杂，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那些生长季较长、水肥条件较好、人多地少的地区实行集约的复种制，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土地利用率，较早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收粟后种麦或收麦后种粟种豆的复种轮作制。而以复种轮作为特点的多熟种植技术，则在宋代长江以南地区得以推广和普及。在广大江南地区，普遍实行一年两熟制，而在岭南地区，更有一年三熟制。如此高的土地利用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绝的。

    《诗经·载芟》篇就是记述了当时农人们的集体劳动场景和丰收后的愿望：“载芟在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第一层描绘了人们用镰刀收割麦子，然后麦子被装进篮子里运走；在海枣树下，人们用耙子耙麦子脱壳。第二层描绘了人们赶着牛去碾压麦子，使麦粒与麦壳分离，并将麦子扬起，借助风吹走麦壳；然后人们将麦子送到美纳面前，交给他，并由他的助手登记数量。第三层描绘了人们用绳子丈量土地，以此作为纳税的依据；完成了纳税的人排成一行，而没有完成纳税的人被鞭打；

    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相继发明和推广了铁犁、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农业耕作、水利灌溉和农业加工方面的新型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器等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面貌。

    （2）农业动力资源充分开发

    在原始农业时期，人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诗经》中记述的“耦耕”大概就是一种原始农业的劳动形式，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春秋时期子产讲到郑国先民在建立国家之初，“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也是一种原始农业的开垦方式。传统农业则除了农业生产者以外，人们广泛地使用畜力和其他自然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牛、马等大牲畜日益成为农业活动的重要动力，为农业向更广更深层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并通过深耕细耨等耕作方式得到了改良。同时，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也被开发利用，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盗马者死，盗牛者加”

    “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在《管子》一书中也记有“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就是水灾、旱灾、风雾雹霜灾、厉灾（瘟疫）和虫灾。在当时，化水害为水利，引水溉田，与水争地，有效地改变了北方农业生产面貌，为农业向更深更广发展创造了条件

    秦国大规模兴修郑国渠，建成后“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兴修白渠之后，百姓歌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夫，野无夫，则无积蓄”。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

    他在秦国推行《垦草令》作为变法的序幕。公元前356年开始较为彻底的变法改革，他把培植小农经济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首先“为田开阡陌封疆”，把过去旧的土地制度废除，使土地经营者和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结合起来，由他们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为了促进并确保小规模土地经营，政府明令解散大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最极端的做法就是他的“农战”政策，把农业生产和英勇作战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奖励农业生产和勇敢作战，规定凡“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其徭役负担；凡积极参军、勇猛作战者，则“各以率受上爵”。重视农业和战争，势必抑制并限制各种非农战的经济社会活动，对“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与此同时，广泛招徕三晋无地少地的农民到秦国开荒垦田，政府给予经济扶持并免其三代徭役。

    第一，这一时期战争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争城略地、抢夺人口。土地和人口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也是各国统治者争霸角逐中最关心的事情。“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争夺土地和人口，就是争夺势力范围。第二，战争使社会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调整。旧的等级制度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摧毁，旧的经济格局也在剧烈的争霸中被超越。战争瓦解了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残存的农村公社组织，使大量的村社成员摆脱旧的经济组织的牢固束缚，得到人身自由。第三，战争使土地占有普遍化，许多人因立军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为他们选择新的经营形式提供了可能。这种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做法，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鼓励作战英勇无畏，但它却为土地私有化创造了契机。《管子》中曾讲：“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战争就是一种“腐蚀剂”，瓦解着旧的社会秩序；战争又是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壮大。

    诚如孟子所讲“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rou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中国文化在地域上扩展的主导方向，始终是朝着南方。由于南方有着特别丰饶的长江流域，它很容易使中国农业文化所依赖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所以向南方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由于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草原地区缺水，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而不能融汇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中国农业文化在它的环境界线内被证明是极有成效的。一旦出了这个界线，中国农业文化的热力学优势便告失落，其他系统便被证明为更有效益。

    发达的农业帝国依赖于传统农业所提供的大量剩余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和各种贡赋。农产品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存，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农产品剩余越多，通过贡赋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明朝政府尤其重视控制粮食，兴盛时大约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明清两朝的经济后盾和财政收入都仰仗南方农业发达地区，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粮和货币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京师，仅漕粮一项每年就需300-500万石。如果没有如此巨额的农产品为政府控制，专制集权的农业帝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